佛家受生债_佛教受生债查询与还方法

　　在现代汉语中，人们常用“十恶不赦”来形容一个人罪不可恕，这里的“十恶”并非实指，而是泛指罪大恶极的罪行。但是，在我国古代，这“十恶”却是实有所指的。“十恶”罪名的处刑严厉，大量实施死刑，且不区分首犯和从犯“皆斩”，尤其是对于侵害皇帝或皇权的罪名还经常实行“连坐”，连带处罚罪犯的亲属，更重要的是犯下“十恶”罪的罪犯一律不得为大赦所赦免，即“常赦所不原”，并且贵族官员犯下十恶罪，也不能使用特权来逃避刑罚，所以就有了“十恶不赦”的说法。

　　十恶不赦之罪正式出现于何时?

　　作为封建刑法制度的“十恶’’中的谋反、大逆、不道、不敬等罪名早在西汉时就有了明文规定，但其构成要件、量刑标准却不统一。据《唐律疏议》载：“事类有十，故称十恶。然汉制九章，虽并湮没，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，原夫厥初，盖起诸汉。”这就是说西汉的“大逆不道不敬”罪就是“十恶”罪的立法基础。到了曹魏统治时期，有关大逆不道不敬罪的立法沿袭下来，但较之汉朝有所改进和发展。

　　直至南北朝时期，法律逐渐明确这些罪名的构成条件和处罚标准。

　　北齐统治者在总结历代封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，将严重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和统治秩序的犯罪集中概括为十种，在《北齐律》中称为“重罪十条”，置于法典的首篇《名例律》中，作为封建法律重点打击的对象。所谓“重罪十条”就是“一曰反逆，二曰大逆，三曰叛，四曰降，五曰恶逆，六曰不道，七曰不敬，八曰不孝，九曰不义，十曰内乱”。对触犯这十条者，不仅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，而且不得适用“八议”和赎刑的有关规定，以增加法律的威慑力量。

　　“十恶，，名称的正式出现，始见于 隋朝，并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所谓“十恶”，最初是佛教用语，指可导致坠入“三恶道” 苦报的十种恶业，故称“十恶业道”。据《佛说未曾有经》载：“起罪之由，为身、口、意。身业不善：杀、盗、邪淫；口业不善：妄言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;意业不善：嫉妒、嗔恚、橋慢邪见。是为十恶，受恶罪报。今当一心忏悔。”“十恶”之说见于佛教大乘、小乘中的诸多经典，早在隋朝以前就已在民间广为流传。南朝梁武帝《断酒肉文》中云：“行十恶者，受于恶报；行十善者，受于善报。”隋朝开皇初年，随着佛教的兴盛，隋文帝将佛教之中的“十恶”之名引入律法，在《开皇律》中确立了“十恶不赦”之罪，取代了《齐律》中的“重罪十条”，并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承袭，成为历代法律的重点打击对象。

　　据《隋书?刑法志》载：“高祖既受周禅，开皇元年，更定新律(《开皇律》，又置十恶之条，多采后齐之制，而颇有损益。一曰谋反，二曰谋大逆，三曰谋叛，四曰恶逆，五曰不道，六曰大不敬，七曰不孝，八曰不睦，九曰不义，十曰内乱。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，虽会赦犹除名。”也就是说，《开皇律》在《北齐律》的基础上，加以完善，将其中的“反逆”改为“谋反”，将其中的“大逆”改为“谋大逆”，将其中的“叛、降”合并为“谋叛”，将此类犯罪扼杀于谋划阶段，并增设了“不睦”一罪，使十种罪名定型化，并正式命名为“十恶”。

　　所谓谋叛是指“谋背国从伪”，也就是说图谋叛国，早在春秋时代就有的罪名。所谓恶逆是指在家族内部犯上作乱，包括殴打或谋杀祖父母、父母、伯叔等尊长。所谓“不道”是指一次杀死一家没有犯有死罪的三人以上，以及不仅杀人还将人肢解的。所谓大不敬，是指冒犯帝室尊严，包括偷盗皇帝用于祭祀神灵的祭品和皇帝的日常用品，偷盗或伪造皇帝的印信，以及误犯食禁等。所谓不孝是指违反孝道，具体包括：子孙告发或辱骂祖父母、父母；祖父母、父母在世时“别籍异财”；违反祖父母、父母的教训和指令；对于祖父母、父母的供养不足；在为去世的祖父母、父母服丧期间有违反孝道的行为：“闻祖父母、父母丧，匿不举哀”；诈称祖父母、父母死。所谓不睦，是指谋杀亲属，或女子殴打、控告丈夫等。所谓不义，指官吏之间互相杀害，士卒杀死长官，学生杀死老师，女子在丈夫死后而不举哀或立即改嫁等行为。所谓内乱，是指亲属之间通奸或强奸等。

　　“十恶”中的前三条“谋反”、“谋大逆”、“谋叛”和第六条“大不敬”是指“谋危社稷”，也就是危害皇帝本人及其御用之物，是皇帝特殊权力的一种体现。其中“谋大逆”在秦汉时期被用做形容罪大恶极的犯罪，并不是实际的罪名。按《唐律疏议》的解释，“谋大逆”是指“谋毁宗庙、山陵及宫阙”的罪名。所谓宗庙是指皇帝供奉祖先的寺庙，所谓山陵是指皇帝的祖先的陵墓，所谓宫阙是皇帝本人居住的宫

　　殿，都是皇帝和皇权的象征，为捍卫封建政权及皇帝的绝对权威，对图谋破坏宗庙、山陵及宫阙者必须加以严惩。

　　“十恶”中的“恶逆”、“不孝”、“不睦”、“不义”、“内乱”是指严重危害家族生活秩序的行为。事实上，在封建国家的立法中是将族权的地位与皇权同等。族权之所以占用这样重要的地位，是因为其在维持封建统治秩序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。家庭作为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，古人很早就认识到“忠臣出于孝子之门”。如果每个家庭都遵从“父父子子”的观念，则可使“君君臣臣”，人人各安其位，形成“家天下”的局面，从而天下大治。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，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将族权上升到如此重要的地位，使族权的地位基本上与皇权同等。表面看来，这是族权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，但实际上是皇帝加强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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